1937年5月8日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題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結論對會議中提出的問題作了回答。談到和平問題時指出：我們說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說和平鞏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和平實現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歷史暫時地走回頭路是可能的，和平發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親日派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抗戰。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并沒有徹底轉變。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干凈。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斗爭和努力才能夠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斗爭和努力。談到民主問題時指出：要抗日就要和平，無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條件。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民主對于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實際情況已經表明，指出新階段和提出民主任務，是向抗戰接近一步的東西。目前階段里中心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和自由。談到革命前途問題時指出：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斗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展階段，都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面。從資產階級占優勢到無產階級占優勢，這是一個斗爭的長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依靠著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對農民、對城市小資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其次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同我們爭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的克服，依靠群眾的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否則資產階級將反過來克服無產階級。不流血的轉變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著，結果將看群眾的力量如何而定。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于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抗日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梁。談到干部問題時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干部，但是還不夠。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談到黨內民主問題時指出：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談到大會的團結和全黨的團結時指出：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談到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時指出：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堅固的團結，是為著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把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沒有這樣一種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鞏固及其任務的完成，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絲毫也不能離開這一爭取群眾的努力。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爭取千百萬群眾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革命任務就能夠迅速地完成。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并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這個結論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1941年5月8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我黨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斗爭中的教訓》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繼續尖銳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全部地叛變投降，也決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重演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在這種情況之下，指導著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它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兩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我黨的方針便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我們的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并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斗爭，便無他路可循。這次反共高潮中項英同志的機會主義的失敗，全黨應該引為深戒。但是斗爭必須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三者缺一，就要吃虧。在斗爭中，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沒有或較少買辦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將最反動的大地主和開明紳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區別，這是我黨爭取中間派和實行“三三制”政權的理論根據。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的立場，對于事變后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并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又指出：有些同志由于對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發生動搖，并因此對國內階級關系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對黨的政策也有時發生動搖。當著我黨中央令其準備對付國民黨的可能的破裂，對付時局發展的最壞的一種可能性的時候，他們就把別的可能性丟掉了。還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一致性，不了解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了解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認為在皖南事變后需要特別強調所謂統一戰線教育以外的階級教育。還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陜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以為只有實行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才算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這是不對的。這個指示總結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斗爭的豐富經驗，有效地糾正了黨內存在的對時局的“左”的錯誤認識。這個指示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題為《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1978年5月8日
鄧小平在會見墨西哥國防部長加爾萬時指出：未來戰爭主要還是常規武器的戰爭，而不是原子戰爭。因為原子彈破壞力太大，敵人不敢輕易使用原子彈，投了原子彈，把建筑物、資源都破壞了，這對敵人不利。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目的，就是想掠奪別國的資源。如果資源都破壞了，他們還占領別國領土干什么？原子彈要有一點，我們擁有原子彈，目的是自衛。我們主要還是發展常規武器。
1999年5月8日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8日、9日、11日江澤民連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闡明應對和處理這一事件的原則立場和措施。他指出：無論發生什么事，有一條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就是要加緊把我們自己的工作做好，大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民族凝聚力。經濟建設是中心，國防建設也要不斷加強。不然，一旦發生戰爭，我們就不能有效保衛經濟建設的成果和祖國的安全。在這個世界上，最后還是要拼實力的。我們必須堅持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的方針，以爭取贏得更多時間，抓住一切機會，集中力量加快發展自己。我們的國力大大增強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國的安全就有了根本保障。只有堅持埋頭苦干、臥薪嘗膽，把我國的經濟實力搞上去，把我們的國防實力搞上去，大大增強我們的民族凝聚力，我們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這三次講話的要點以《同仇敵愾，團結御侮》為題，收入《江澤民文選》第二卷。
黨史回眸
1984年
5月8日 國務院作出關于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決定指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自然環境破壞，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基本國策。
1999年
5月8日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飛機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造成使館館舍破壞和使館人員傷亡。5月9日，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發表電視講話，強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襲擊我駐南使館的暴行。表示中國政府將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5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歡迎回國的我駐南工作人員。江澤民發表講話指出，我們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改革開放，保持社會穩定，貫徹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015年
5月8日 國務院印發《中國制造2025》，提出通過“三步走”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
2017年
5月8日 中央軍委發布《軍事立法工作條例》。
歷史瞬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