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在系統闡釋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時，把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擺放在首位；在規劃部署今后的重大任務時，首要的是強調“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明確指出，“決定稿準確把握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演進方向和規律，突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抓住了國家治理的關鍵和根本”。所有這些，都突出強調和彰顯了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突出強調和彰顯了這一制度在我國國家制度中的統領地位。為什么要強調和彰顯這一制度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就在于，這合乎社會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體現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更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黨的領導制度在確保我國國家治理沿著正確方向前進中起著根本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產黨人的斗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大方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制度，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國家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經驗總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圍繞“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緊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題，就遵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相統一的內在邏輯。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兩句話”構成的一個整體。前一句話，規定的是根本方向，強調我們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其他什么道路，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后一句話，是在根本方向規定下的鮮明指向，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現代化的鮮明指向，這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必須遵循的正確方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從根本上說，就是它同時符合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和現代化的鮮明指向。
黨的領導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同根同源、同生共進。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深刻闡明了一個基本道理：社會化大生產必然導致生產資料轉變為社會所有，為社會主義的到來奠定物質基礎；同時，也必然導致無產階級結成自己的政黨組織——共產黨，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提供政治保證。馬克思、恩格斯也告訴我們：共產黨人是工人階級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他們代表著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是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的關鍵力量。世界社會主義演進的歷史反復證明，沒有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失去必需的政治、組織和思想保障；離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共產黨就無法踐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共產黨的領導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可分割。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從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到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再到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都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都是在不斷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治國理政水平中實現的。這正如《決定》所指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團結帶領人民，不斷探索實踐，不斷改革創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形成和發展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強和完善國家治理，取得歷史性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為此，《決定》也再次重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強調“必須堅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其中貫穿的就是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根本領導制度的大邏輯，貫穿的就是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開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廣闊空間的大邏輯。
黨的領導制度在彰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優勢中起著根本作用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系統闡述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實質上這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都同黨的領導這一根本領導制度密切相關，都離不開這一根本領導制度的堅持和完善。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其性質宗旨、歷史地位、功能作用等方面與其他性質的政黨有著根本性區別，也為構筑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獨特優勢提供了根本支撐。
其一，黨的領導制度，為構筑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優勢提供著根本價值引領。作為一定社會歷史的產物，作為各種社會關系規范的集中體現，任何一種國家制度都必然反映國家的性質本質，必然反映統治階級的意志意愿，而與之相伴隨的國家治理體系也是如此。也就是說，任何一種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始終有一個為誰去確立、朝什么方向去推進的價值選擇和價值取向問題，而這在國家治理中又始終是一個帶有前提性和決定性意義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己任，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自成立以來，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當家作主，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并將這些原則遵循外化為各種制度，保證了最廣大人民意愿、意志的具體落實。
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盡管我們國家許多方面的體制機制、運行方式發生了不小變化，但對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涉及立國治國根本遵循的制度是作為底線來堅守的，目的就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效、有序地梳理、整合我國人民群眾的各種訴求，將其上升為國家意志，并通過各種制度加以規范和實施，確保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特色和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所談到的“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顯著優勢”“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的顯著優勢”“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顯著優勢”等，都同黨的領導制度密切相關。
其二，黨的領導制度是發揮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的不竭動力。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歷久不衰，原因就在于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黨，是按照社會發展規律指引自己行動的黨，是以人的解放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黨。我們黨堅持把勇于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文化創新同勇于推進制度創新作為一個統一的歷史進程，不斷為各方面制度的發展與完善提供“源頭活水”，避免了制度發展陷入停滯和僵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破除阻礙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一切思想和體制障礙，從而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步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制度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同時著力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成效顯著，主要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下了堅實基礎。可以說，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得到不斷創新和完善。中國能夠創造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關鍵是黨的領導和黨的領導制度的鞏固和發展。
其三，黨的領導制度是發揮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的可靠保障。制度的優越性必須通過治理的效能表現出來，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中國共產黨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居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地位，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樣的制度安排，保證了社會各方面力量和資源的有效整合，保證了國家重大戰略、規劃和政策一以貫之的實施。中國共產黨是靠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政黨，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強大的組織體系和組織動員能力、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等，都有力凝聚了全黨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鄧小平同志曾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一言以蔽之，黨的領導制度保障了我國國家制度的具體落實，保障了國家制度體系的優越性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治理效能。
黨的領導制度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起著根本作用
現代化是所有發展中國家追求的目標，也是一個長期的實踐過程。現在，我國正處在社會深刻變革、加快推進現代化時期，處在有了充分發展、但又尚未完成現代化的“轉型時期”。從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看，在這個“轉型時期”，由于政治主導力量的缺失、組織動員能力的不足、制度安排的不合理而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或者是社會無序、一盤散沙，或者是政黨紛沓、相互傾軋，或者是民族沖突、教派紛爭，從而導致現代化進程的失衡、失序以至失敗。那么，應該靠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才能確保應對各種挑戰和風險，成功走出“轉型時期”？關鍵是要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利益、凝聚人民意志、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政黨。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就為我國建構與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政治體系提供了保障。只有堅定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階段各領域各環節，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才能保證“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順利實現。也正因如此，《決定》專門將“加強黨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領導”作為一個部分加以強調并作出部署。
當然，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是動態發展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也有一個與時俱進、不斷完善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切實防止出現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現象。”《決定》還就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作了進一步部署，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6個方面的重要工作部署，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供了更具系統性、指導性和現實針對性的遵循。隨著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不斷發展，黨的領導這一根本領導制度的作用將得以更好發揮，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越性將得到更好體現。
